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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行记|三问南向开放 三问路径:借“船”如何出海

分类:
媒体报道
发布时间:
2018/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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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编辑:刘波

同属一个集团,几乎同时设厂来开拓东盟等境外市场,一家子公司生意红火,另一家连续3年亏损,去年完成注销。8月8日,广西北海,在兄弟单位人去楼空的厂房旁,攀钢集团北海特种铁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春辉告诉“新南行记”采访组这个真实故事。背后原因他不愿多言,只说后者“市场开拓”得不顺。

这个故事让我们思考“路径”问题——建好通道只是有了条件。把市场机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效益,对接先进生产力并为我所用,目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新南行记”采访组

A 对接先进生产力

科技创新合作咋突破?

对策

与先进地区共建“创新飞地”,共同研发,将成果在四川转化应用,收益共享

开放,既是打开别人的“门”,也是打开自己的“门”。

四川南向开放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对接先进生产力。对接最新科技创新成果,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围绕科技创新合作,香港和四川有很大想象空间。”8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办公大楼,创新及科技局副局长钟伟强告诉采访组,这有助于双方优势互补:香港有全球一流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经验;四川则有可供技术应用的庞大市场。香港重点发展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四川也有相当科研基础。

在新加坡,前国会议员曾世生提出类似建议:新加坡完全可以和四川携手推动相关产业的核心科技研发。

省内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想法四川也提了多年,但“雷声大雨点小”。以香港为例,两地科创合作目前仍主要停留在青年学子交流、联合培养研究生等相对初期的阶段。为何会如此?缺少符合市场逻辑的突破口,是专家提到最多的一个原因。

如何破题?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建议关注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河套地区,那里正热火朝天地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它探索的是香港和内地实现科创合作模式。如果成功,可在内地复制。”有专家把这种模式概括为“港澳研发、内地转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主任许振义解释了这种模式背后的合作逻辑:科技创新并非单靠砸钱就行,还需要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少有国际“技术壁垒”、成果转化机制健全等。新加坡、香港有这样的环境,但缺乏足够大的应用市场。

许振义提出“创新飞地”的概念,“四川完全可以在新加坡共建‘创新飞地’,让企业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创新环境来引进全球顶尖科学家、孵化核心技术或攻关瓶颈,成果在四川转化应用,大家通过协商共享收益。”

四川和先进地区开展联合研发,也是一条可行路径。目前广东和香港政府共同支出专项资金对科研机构进行资助。省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楠认为,四川可以和香港等地政府合作,围绕双方产业共性需求开展研发合作资助计划。

如何吸纳“产业高端”转移?

对策

把握先进地区产业“跨梯度转移”机遇,瞄准特定产业生态圈建设等“痛点”率先突破

对比先进地区创新环境,不少企业谈到同一个观点——某些方面,成都更有优势。

“深圳房价太高了,人才不稳定。成都房价便宜很多,文化多元,环境也舒适,生活质量更高。”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鲁先平介绍,2014年公司就在成都高新区建设了新药研发中心,将作为公司最大的研发机构。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葆春同样提到把部分研发环节从深圳搬到成都,认为成都有电子科大、川大等一批知名高校,能提供“高性价比”的人才。

采访组在行走中发现,出于类似考虑,越来越多粤港澳地区的科技型企业考虑将研发板块迁入成都。香港四川总商会秘书长黄冬表示,会内部分知名企业都把研发部门从香港向成都迁移。刘葆春谈到在成都高新区观察到的一个细节:工作日中午,餐厅里天南海北闲聊的白领们,居然都用普通话,“表明全国人才在往这里汇集。”

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研究所副所长曾洪萍把这种现象称作“产业跨梯度转移”——和传统上伴随东部地区经济结构升级,某些相对落后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同,如今一些高端产业的高端环节也在从粤港澳等地“溢出”。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认为,这背后有贴近市场和研发成本的双重考虑,“虽然沿海有最好的创新环境,但部分企业宁愿把研发内迁成都,因为这里的创新环境大体能满足要求,而研发成本会大大降低。”多位专家表示,推动产业跨梯度转移,是四川对接先进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

采访组同时发现,对于是否把研发转到成都来,不少企业还在犹豫。营商环境、产业链配套是他们担心最多的问题。

此外,还有优惠政策差距。“年初和成都某区谈落地,见面时说很认同,但说到优惠政策很久不表态;深圳南山区要留住我们,立马拍板医院单一来源采购我们的配药机器人。”深圳一家高新企业负责人表示。鲁先平透露,为留住企业,粤港澳地区政府动辄给予巨额补贴。

对此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江认为,产业链、优惠政策等差距客观存在,也并非短期能全面赶上。四川要做的,是在保持房价、人才供给等特殊优势的同时,抓住科技型企业最关心的几个“痛点”率先突破,如政府办事效率、特定产业的生态圈建设等。

袁持平建议,规避产业链成熟度差距,可从产业链较短或对产业链依赖相对较弱,同时成都又有相应产业和研发基础的产业入手,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曾洪萍建议招商部门可主动出击,亮出成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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